当年各大元帅是如何对待彭德怀？

原载：《文史精华》

来源：凤凰网

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语录：

“我向来喜好直言不讳，也因此曾伤害过不少人的心。每当我认为正确的事，我便忍不住要表达出来。”

去岁工作诸多波折，目前常委同仁暂未发言，我若此时略述一二，亦能有所裨益。

面对批评，我并无畏惧。若无人提出意见，党又怎能保持其活力与战斗力？

某些问题，或许一时之间难以深刻领悟，然即便经历一番批评与斗争，亦无需畏惧，即便是面临开除党籍的严峻后果。

庐山会议上，一片苦心为保彭德怀元帅的正直忠厚的朱德元帅，他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万言书）的内容而谈，既批评了彭德怀，又讲了彭德怀的成绩和优点。

言犹在耳，毛泽东便抬起了腿，轻轻用指尖在鞋面上轻触数下，随即说道：“这不过是隔靴搔痒罢了。”

朱德的脸颊微红，遂中止了发言，直至会议结束，仅在最后简单发表了数语。

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究竟如何看待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问题？他们为此付出了什么努力？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办了会议，却错误地发起了针对彭德怀元帅所涉嫌“反党集团”的批判活动。

在此次会议中，那些曾与彭帅并肩作战、为新中国诞生浴血拼搏的元帅们，除陈毅留守京城、罗荣桓因疾未能亲临山巅之外，均亲临现场，见证了并投身于这一重要时刻。

然而，由于后来的历史印证了彭德怀当初的真知灼见，庐山会议仿佛成了一段其他与会者人人羞于谈及的“耻辱”。

在这些元帅的传记与回忆录中，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记载，要么显得模糊不清，要么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甚至有的干脆将之略去不提。

如今，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其他元帅当时是怎么样看待彭德怀问题的呢？庐山会议对元帅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呢？本文尽可能地还原一些历史的真相。

在7月2日至10日的这段日子里，彭德怀元帅尚未撰写那篇著名的“万言书”之际，诸位元帅之间的相处极为融洽，他们的观点亦颇为一致。

八位元帅上山时辰各异。

朱德与刘少奇6月30日同日上山。

6月29日的午后，彭德怀与贺龙启程于北京，搭乘火车抵达武汉。稍作停留后，他们转乘轮船，于7月1日的清晨抵达庐山。同日，聂荣臻亦与周恩来一同登山。

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为出席八届八中全会，于七月下旬攀登了山巅。

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该会议原定于7月2日正式启动，并计划持续至15日圆满落幕。

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在于归纳过往经验，并持续修正会前已着手更正的失误，同时探讨下半年度及未来四年内的经济工作重点。

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把手，还有中央及国家机关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总计69位。

7月3日早晨，与会代表们依照地域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小组，各小组分别召开了小组会议进行讨论（其中，西南组因成员尚未全部到齐，故未能举行会议）。会议主题围绕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展开。

在讨论过程中，对于“大跃进”时期所累积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当前的形势判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左”的倾向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有必要持续开展反“左”和纠“左”的工作。

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当前形势一片大好，所取得的成就堪称辉煌，不宜随意浇灭这股热情。

鉴于彭德怀同志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在西北地区服务的时间颇为长久，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实际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他被分配至西北组工作。

1958年12月，彭德怀视察安徽。

在毛泽东表示乐于倾听反对声音的激励下，彭德怀于7月3日至10日的短短8天里，在小组会议中连续发表7次发言或进行插话。

这些言论或插话，最终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被搜集并予以发布。

一、人民公社的成立略显仓促，正当高级社的诸多优势尚待充分展现之际，便迅速过渡至公社化阶段。遗憾的是，这一变革并未经过充分的试验。倘若能够先行试验一至半年，结果或许更为理想。

自北戴河会议之后，出现了某种偏向左倾的现象：“全面参与钢铁生产”的口号是否适宜，值得商榷。

三、在“全民办工业”的背景下，已成立1.3万余家限额以下企业，现面临如何应对的挑战？

四、构建每个协作区以及省份的工业体系，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短短数个五年计划所能成就。

五、在我党内部，“左”倾思想往往难以纠正，而“右”倾思想则相对易于改正。“一旦‘左’倾思想抬头，便会横扫一切，导致许多人因畏惧而不敢公开发言。”

六、成就固然辉煌，然而不足之处却于短短数月（9至11月）间显现，其影响远不止局限于三个月之内。

第七、所汲取的宝贵经验与教训，人人有份，责任在肩，毛泽东同志亦然。我亦在其中，至少在那段时光里，未曾有所抵触。

八、当前的局面已不再是党委集体领导进行决策，而是个人独断专行；唯有第一把手作出的决策得以采纳，而第二把手则被忽视。不注重树立集体的权威，而仅仅追求个人的威望，这种状况极不寻常，充满了风险。

平心而论，彭德怀在发言与插话中，锋芒尽显，言辞犀利，然而，在当时，这些观点却激发了众人的广泛共鸣。

以朱德为例。

7月6日，于中南地区的会议上，朱德对农村推行食堂制度发表了批评意见。他指出：“即使食堂全部垮台，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同时，他强调了“家庭制度应得到巩固，原则上应回归家庭生活”，“若食堂无法有效运营，就无需勉强开设，回到家中生活为宜”，等等。

故此，彭德怀尚未撰写那封被冠以“万言书”之名的信件时，会议的氛围尚属轻松愉快。的确，正如会前所期待的“神仙会”，与会者们的心情颇为愉悦。

7月7日的清晨，彭德怀在前往会议室的途中，接连遇见了朱德、贺龙、聂荣臻等同志。他们彼此间相互致意，互道问候，还不时开些轻松的玩笑，随后各自向各自负责的小组行去。

在会议的间隙，元帅们或相互走访，或结伴同游，或挥毫泼墨，吟诗作赋。

朱德挥毫作诗，聂荣臻与贺龙亦曾结伴两度探访庐山风光，而彭德怀不仅遍游了含鄱口、仙人洞等地，更有时与警卫参谋景希珍对弈数局，宛如悠然度日的假期。

毛主席说：“在关键时刻，有些人难免动摇，而面对历史的风雨波涛，他们的信念亦显得不够坚定。”

“若解放军不愿与我同行，我便转而寻求红军的协助。我相信解放军最终会响应我的召唤。”

林彪语录：坚信党的领导，深信毛主席的英明指引，强化党性修养，降低对个人信念的依赖。

政治领域摒弃了另起炉灶的思路，摒弃自诩的所谓正确。唯有中央领导与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才是正确的，我们以此为指导，引领革命前进。

摒弃过度的自我自信，摒弃个人英雄主义的执念。唯有毛主席方可担当大英雄，他人切勿妄图成为英雄。你我之间相隔甚远，切勿生此非分之想。

7月11日至15日，彭德怀所撰写的“万言书”并非一时冲动之作，而是其深思熟虑的成果。

然而，“神仙会”的融洽气氛并未持续太久，彭德怀很快便察觉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王承光回忆：

“一周过后，彭总的情绪出现了显著转变，笑语减少，参与小组会议的次数亦有所下降，他时常低头在走廊间来回踱步。

午后时分，他抱怨道，近期的小组会议显得乏味，我已不想再参加。领导询问我，是否已审阅了这几天的会议简报？

我已一览无遗，他随后抱怨道，在小组会议中，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却未见简报上有所记录，简报中亦无从寻觅，因此心情颇为不快。

原来，在整理简报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出于善意，删去了彭德怀在小组会议中发表言论中最为尖锐、直接触及毛泽东的部分。

7月11日的午后，会议秘书处发布了一则关于会议预定于15日圆满落幕的通知，其中彭德怀将军迫切希望能在下山之前将个人见解及时上报，显露了他焦急的心情。

7月12日午时，彭德怀即刻与随行参谋王承光进行交谈。

本次会议历时十数日，成效却未显。在小组讨论中，多涉及表面议题，鲜有触及深层次的思想性问题。

在西北小组的交流中，我分享了一些观点，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尚未出现在简报中，恐怕难以迅速引起大家的关注。

回顾去年的大跃进，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亟待我们深入探讨。遗憾的是，在此次会议至今，尚未有人对此展开讨论。

我对某些疑问心存疑惑，却不宜在小组会议中提出。因此，我打算给主席亲笔写信，希望主席能够代为阐述，这样或许能更有效地产生效果。

王承光感到事出突然，便临时编造了几条借口以应对彭德怀的询问：他认为写信不如直接与主席面谈来得直接，建议过段时间再行书信，或者将秘书调来共同研究，待讨论充分后再撰写信件。

但是，彭德怀都没有接受，坚持要给毛泽东写信。

彭德怀本拟提笔致信毛泽东，然深思之后，终觉书信难以尽述心中之意，遂决定亲自面谈以解此疑。

7月12日的午后，他踏入了毛泽东的居所——那曾是蒋介石与宋美龄下榻之地，被誉为美庐的180号别墅——意图亲自向毛泽东阐述自己的观点。

遗憾的是，警卫人员告知他，主席方才安寝，彭德怀无奈只得失望而返。因此，两人面对面交谈的机会便此错失。

面谈无果，书信便成了唯一的途径。自毛泽东的住处返回，彭德怀便陷入了深思熟虑，思索着如何措辞撰写这封信件。

7月13日正午时分，彭德怀已将草拟的简明提纲递交给王承光，随后便亲自口述了撰写细节。王承光则将之详细记录并整理，整个过程持续大约一个小时。

7月14日，彭德怀对王承光整理的稿件进行了细致的修改。他不仅对评估成绩和剖析不足之处进行了补充，还对文字进行了多处调整。随后，他将修改后的稿件交由王承光重新誊写。当天下午，彭德怀亲自审阅并签署了稿件，指示王承光直接将之送达毛泽东的秘书手中。

夕阳西下之际，王承光通过电话取得联系，随后亲自将信件交付给了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手中。

这次庐山会议的意义非凡。在西北小组的讨论中，我有幸参与了几次发言，其中一些尚未在小组会议上充分阐述的观点，现特地整理出来，以供您参考。

正文共分为两个主要部分。首部分着重阐述“1958年大跃进所取得的成果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而第二部分则深入探讨“如何从工作中提炼经验与教训”。

——“正如主席在本次会议中所强调：‘成就辉煌，挑战众多，经验丰富，未来光明。’我们主动行动，全党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继续奋勇前进的条件已然具备。”

彭德怀慎重写此信。

为何我执笔此信？《彭德怀自述》中提及，那是因为我对当时盛行的“左”倾现象深感忧虑。我坚信，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计划工作的推进将受阻，进而对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不利影响。

我认为，若由我于会议之上提出此类问题，恐将导致部分人士陷入思想上的困惑。然而，若由主席再度强调“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便能够迅速得到妥善解决。

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所述：

“（彭德怀）表达了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不能自由交换意见的忧虑。

他说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后不好说话了，周恩来、陈云犯了错误不好说话，朱德看问题不够清楚不便讲话，林彪长期没管事，情况不熟，邓小平也不便讲话。

他声称，在政治局中，他尚且能够与毛泽东进行对话。

彭德怀建议，撰写此信时应遵循主席所强调的“成就辉煌，问题诸多，未来光明”这一指导思想。

彭德怀对信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诸如是否提及“左”倾错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及这些问题是否具有政治性质等，他都反复权衡。彭德怀曾言：“若不明确阐述，问题便难以清晰表达；然一旦直言，或许会触及某些人的敏感之处。”

此信引发的后果将如何？根据《彭德怀年谱》的记载，7月15日傍晚，彭德怀向王承光询问毛泽东是否已阅读该信，并对毛泽东阅信后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数种推测：

“主席或许会先行与相关人员进行商谈；亦或是召集常委同志先行研讨；更有可能将议题提交大会审议。若大会决定印发，虽或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但此举亦能激发各地领导进行自我反省。”

“竟以如此之名加诸其上！”并未对此深入思索。

7月16日至22日期间，毛泽东倡议“大家来谈谈这封信的性质”，自此，元勋们对问题的看法开始出现分歧。

7月16日，毛泽东主席特地召集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中央常委，专程向他们传达了彭德怀所撰写的亲笔信函。

他抽烟微笑，神态轻松。

“敬请各位对这封信的内容性质予以评论。同时，建议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也一同上山，共襄盛举，参与会议。若林彪同志健康状况允许，亦恳请其莅临。”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常委会作出决议：将会议时限延长至约一周，以确保与会人员充分表达各自意见；同时，对会议分组进行重新调整，原定按地区划分的6个小组，将转变为各区域交叉混合编成的6个小组。

自17日至22日，各小组均将焦点转移至讨论该封信件作为核心议题。

在讨论过程中，全然支持或坚决反对的声音实属少数，而绝大多数参与者持基本赞同的态度，然而，对于某些具体的表述和细节，他们亦提出了若干值得商榷的见解。

在这段时日里，彭德怀保持着异常的平静，尤其留心那些提出不同见解的发言，正准备对信件进行进一步的修订。

此外，于7月18日的西北小组会议中，彭德怀严肃地宣布：“我此番所写的信件，乃系致毛主席个人参阅的私人信函，绝非所谓的‘意见书’！”他强烈要求撤销该信。

在元帅行列中，聂荣臻与朱德对彭德怀的见解表示赞同，至少态度上是予以认可的。他们的发言并未提及彭德怀的信件，更未进行批评。事实上，他们的言辞在一定程度上与彭德怀的信件内容相吻合。

聂荣臻，鉴于其主管军工生产的职责，对钢铁生产尤为关注。在7月19日的小组会议中，他针对部分人提出的“小高炉与大型钢铁企业，两小无猜”的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阐述。

他指出，尽管“小高炉”尚存些许活力，但大型骨干企业，诸如武钢与包钢，却不容忽视。对于这样一个国家而言，若想在工业领域取得进步，缺乏这些大型企业的支撑是万万不行的。

显而易见，在聂荣臻的讲话中，他巧妙地对当时全民大炼钢铁的现象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更为关键的是，他在发言中并未提及彭德怀所写信件一事。

20日上午，朱德在发言中，再度重申了协助农民构建家庭秩序的必要性，并指出：

“无论在工矿企业还是公社内部，都必须强化经济核算，个人亦然。如此一来，生活自当变得更加宽裕，生产与生活的安排也将井然有序，进而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的有序制度。”

他未提及彭德怀的信。

在元帅行列中，另一位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贺龙。他的形势研判与彭德怀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

7月21日，在小组会议中，贺龙就当前形势发表了其独到的见解：

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缺乏动力，而非情绪过激或夸大其词。我们的不足之处微乎其微，不足以形成实质性的问题。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拥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工作中出现一些小瑕疵或错误实属正常。而且，这些缺点和错误都能迅速得到纠正。

“去年我们所面临的某些‘左’倾偏差，实际上不过是我们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坚定不移地贯彻总路线并取得了辉煌胜利的过程中，在工作方法上出现的些许不足。因此，这些偏差并不涉及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也不构成难以解决的错误。”

因此，他对彭德怀的信的评价是“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彭总信上说，今年不可以继续大跃进，这个看法我也不同意”。

“彭总曾在火车上言道：‘若无我国工人与农民的辛勤付出，或许便需召唤红军前来。”

“然而，我相信解放军终将与我同行。”此言一出，众人方才如释重负，长舒了一口气。

随着讨论的不断推进，彭德怀愈发感受到问题的紧迫性。因此，在7月21日的小组会议上，当他提及自己的信件时，他再度提出收回该信的请求。遗憾的是，这一诉求并未得到任何回应。

7月23日至25日，毛泽东公开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但是老帅们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

7月23日的清晨，突发的通知宣告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紧急召开。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先生激情澎湃地发表了长达近三个小时的讲话，其核心内容便是对彭德怀于7月14日所撰写的信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

“在关键时刻，有些人难免会动摇，面对历史的波涛汹涌，他们的信念亦显得不够坚定。”

“他们已将自己推至右派阵营的边缘，仅相距三十公里之遥。”

“若解放军不愿与我同行，我便将寻求红军的协助。我相信解放军终将与我携手前行。”

归途中，彭德怀对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该信件给予的极大重视，以及所采用的激昂语气，感到出乎意料，缺乏思想上的准备，因而陷入了困惑之中。

回住处，他对王承光讲：

“主席对这封信的态度极为重视。他提到我与右派仅相距30公里，这让我难以接受。信中某些问题的表述过于激烈，我对此深有感触。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原本无需赘述。然而，若稍加强调，以警示主席，或许亦能有所裨益。

主席如此言辞，我计划于明日的小组会议上进行自我检讨，以表明心迹。毕竟，不如此，我恐怕难以顺利调整心态，亦需向各位阐明我撰写此信的初衷。

自7月23日的午后起，六个小组便陆续展开了对毛泽东重要讲话的深入讨论。

在形势所迫之下，元帅们均需有所表态。然而，当时对彭德怀的批判尚显温和。

以朱德元帅为例。

朱德参与的讨论属于第一组，他率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然而，在7月23日的下午发言环节，朱德并未提及彭德怀的名字，却与彭德怀的观点不谋而合，持续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批评。

直至25日，朱德在第四组的发言中，方对彭德怀的信件内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明确指出，彭德怀所反映的意见是恰当无误的。他言道：

“高级干部若持有不同看法，务必深入探究。一旦问题得以明晰，共识达成，后续的工作将更加顺利。”

彭德怀的信虽未明言悲观与失望，却过分强调了其中的不足与错误。此说法与事实有所出入……彭德怀的信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观点却存在偏差。我们应借此契机，深刻反思自我，避免对某些缺点过度放大。

朱德为彭德怀解围。

彭总性格中颇具固执，未来有必要对此加以改进。在生活层面，彭总堪称节俭之楷模，其吃苦耐劳的精神，无人能出其右。对于经济建设，彭总同样关怀备至。只要我们能够纠正错误的观念，相信工作成果将更为卓越。

元帅们不仅在其言谈间对彭德怀的感触给予了深切的体谅，更屡次亲至彭德怀的居所进行慰问。

首至者乃朱德也。于23日之夜，朱德特地前来探望彭德怀，两人促膝而谈，历时约莫一小时。

告别朱德同志之后，彭德怀向身边人提及：“朱德同志建议我进行一番自我反省，切勿固执己见。”

此后，聂荣臻、叶剑英等众多将领亦曾前来探望彭德怀。

陈毅元帅的立场同样具有典型的意义。据董必武在8月3日举行的第四组讨论会上所述——彭德怀也身在其中——

7月23日，他因公事重返北京，与陈毅元帅及几位同志进行了交流。彭德怀的信中虽有数点观点不尽妥当，但陈毅亦表示认同。

7月25日邻近，我国外交部工作的负责人陈毅，因公务事宜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电话沟通。

张闻天向陈毅坦言，在会上他过分强调了自身的不足，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然而，陈毅却宽慰他，指出多谈缺点并无大碍，并鼓励张闻天不必过于忧虑。

显而易见，陈毅对彭德怀信中所述的某些问题表示了基本上的赞同。

提一下林彪。

李锐所著的《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版）以及谢春涛撰写的《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均有记载，林彪在毛泽东提出建议的翌日，即7月17日便抵达庐山。然而，在现已公开的资料中，尚无他的讲话记录。

据此推断，林彪当时或许尚未启程上山，他的出发日期与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人相仿，亦约在月底之际。

然而，在针对彭德怀的批评声中，已有论者开始涉及彭、林二人之间的矛盾议题。

7月25日的午后，一位省委书记向彭德怀提出质疑：

为什么写这封信？是不是有些不服气？是不是要逼毛主席作检讨？是不是出国访问受了影响？

彭德怀解释完毕。

那位省委书记察觉到问题难以深入，便巧妙地转换了话题，说道：

你对林彪任副主席有意见吗？

彭德怀答道：

“从未想过这种事。”

那位省委书记离任之际，彭德怀于其笔记中记录道：

“我感到有些纳闷。林当担任中央副主席，这对于党内团结无疑是裨益良多的；我之前也一直认为，林出任国防部长一职，颇为合适，这对于维护团结同样大有裨益。”

此事同聂荣臻同志谈过多次，并且同毛主席当面谈过些事。毛主席说，现在林有病。我以后没同毛主席再谈了……

然而，每当党内出现分歧与争论，我们往往便会偏离问题的核心，转而揣测与之毫不相干的其他议题。我认为这样的做法颇为不妥……

这次庐山会议，毛主席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今天×××同志又说，是我没有当得副主席。

真是难以想象，我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念头！对于这些无端的指责，此刻无需多加理会，任他们随意揣测去吧。

即便彭德怀曾言“让他们随意遐想”，然而毛泽东的发言及分组讨论中他人的指责，依旧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那个省委书记莅临质询的清晨，他向王承光坦言道：

我生性直率，喜好直言不讳，也因此曾触及不少人的心弦。对于我坚信的事物，我总是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过去一年，在工作中遭遇了不少挑战，目前常委同志尚未发表言论。借此机会，我愿简要阐述，这或许也能带来一些裨益。

面对批评，我并不畏惧。若大家都不提出意见，党如何能保持其战斗力呢？

有些问题，众人初时并未深刻领会，即便经历一番批评与斗争，亦无需畏惧，即便面临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亦无损其勇气。

“近期，我再次细读了这封信件，并未发现对总路线的任何异议。我始终认为，向主席写信表达诚意，实则是一种请示的行为。”

若言辞失当或有谬误，主席可邀我进行一番交流，即便是对我进行一番责备亦无妨，亦或是协助我进行修正，皆我所愿。

7月26日至31日期间，毛泽东发布了新的指示，并嘱托老一辈革命家们对彭德怀进行劝导，要求其进行自我检查与反省。

元帅们的关切之情与彭德怀的淡然态度，促使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指示。

7月26日，会议传达了毛指示。

“事事皆由人成，此理不仅适用于事，亦适用于人。必须明确划分界限，对于问题，务必阐述得清晰明确，绝不可模棱两可。”

同期，发布了《李云仲的意见书》及其长篇批示文件。

这一指令与《对一封信件的评论》相呼应，将7月26日定格为庐山会议历史上的又一关键节点。

自此后，彭德怀等人所受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批判的范畴亦随之拓展，不仅局限于其信件和言辞，更深入到对历史旧账的全面揭露与严厉谴责。

8月2日的清晨，第八届第八次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隆重开幕，该剧院曾为蒋介石所创立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所在地。会议吸引了162位代表齐聚一堂。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包含两项：首先，对1959年的生产目标进行修订；其次，针对所谓的以彭德怀为领头的反党派别展开批判，并号召全党投身于抵制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潮之中。

行前与会场，彭德怀已透彻洞察了本次聚会的宗旨，遂向身边的人坦言道：

“我已是满身污秽，此番更将自身彻底浸染。如此一来，方能彻底消除全军中那些不良的负面影响。”

“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分裂倾向。正如我在去年八大二次代表会议上所言，潜在的威胁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可能爆发世界大战，二是党内可能发生的分裂。尽管当时并未显现出明显的征兆，但如今这样的迹象已经逐渐显现。”

他的这一判断，令与会人员，尤其是那些刚刚步入山林的代表，深刻体会到了问题的紧迫性。

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批判彭德怀，但是林彪帮他把这事做了。

由于参与全会讨论的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们，直至8月1日方才攀登至会议地点。他们对会议局势的演变仅有概略的了解，而对于具体细节则所知甚少，特别是对两次常委会对彭德怀的批判内容一无所悉。据此，依据毛泽东及中央常委的指示，8月4日晚，刘少奇亲自主持，周恩来、朱德、林彪等领导同志共同参与，向当晚上山的人员传达了7月31日及8月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会议伊始，林彪便率先发言。他开宗明义地表示：

“我身为率先抵达的援军，而你们则是最后一批加入战线的援兵。”

林彪对这封信的看法是：

“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他是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的，对于大炼钢铁、办人民公社，都持否定态度。他散布的情绪和言论都是泼冷水的、松劲的。”

林彪还直接把问题拔到了反对毛泽东的高度，他说：

尽管他未曾直接提及毛主席的名讳，然而在会内会外的言谈举止、字句之间，其攻击的矛头指向十分明确，那就是对毛主席的反对，对党的领导核心的挑战。

他公然以抨击党、中央乃至毛主席为手段，高举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帜，向党发起挑战，向毛主席发起攻击。

述毕，林彪再次将自己在常委会上的言论复述一遍，所异者，此番他并非以个人立场发声，而是基于政治局常委们的共识。他说：

我们几位常委的观点大致一致，即揭露其在思想意识、个人品德以及组织观念等方面的不足之处。

他深受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意识的驱使……心中总怀揣着成为一名伟大英雄的愿景。投身革命，其中亦蕴含了他浓厚的个人抱负。

毛主席无疑是真正的伟人，他自身亦怀揣着英雄之志。古往今来，两强难共，故而有人遂生反毛主席之心。

最终，他援引毛泽东的言论，以强调彭德怀问题的严重性。他言道：

“毛主席对于他此次所涉问题及其思想态度，给予了高度重视。此番会议中他所展现的这一系列观点，实则揭示了党内存在的右倾政治倾向，若任其蔓延，将带来极大的风险，足以动摇乃至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和大跃进战略。此外，从长远角度考量，他已成为党内的一大隐患。”

林彪发言结束后，朱德接着发表了他的讲话，时长大约十分钟。他言道：

“会前阶段的关键在于充分阐述成绩，透彻剖析不足，以便更好地部署工作。本以为会议将就此结束，却不料出现了（彭德怀）那封信件引发的意外状况。”

起初，我自认为自己的判断不够周全，不够完善。我以为彭德怀同志撰写这封信是临时起意，然而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

经过两天的常委会议，我们对他进行了详尽的清算。主席在会上与他清算，回顾了三十年来的经历，得出三七分的结论：三成表现为合作，七成则是不合作的态度，未能全面支持中央和主席。

主席将问题剖析得十分透彻，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关于个人英雄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问题，彭同志自己也已坦然承认。

当前，毛主席执掌国家大政，若有人反对毛主席，或是毛主席主动让位，在我看来，无人会持赞同态度。德怀同志对于总路线的动摇，其根本问题在于未能真正了解群众，未能深刻认识党的性质。他的最大失误，正是在这一点上。”

今夜的通气会持续至深夜，自七点半直至十一点。林彪的发言占据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长。在其讲话中，未曾提及“彭德怀同志”这一称谓，而是以“他”来指代。相较之下，其他三位常委均以“彭德怀同志”来称呼。

从这一细节，不难窥见林彪界线划分之清晰。

在常委会上，林彪对彭德怀的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并未直言其意，反而巧妙地表示，其他常委亦持有此类观点。

全会秉承毛泽东同志关于当前任务已非反“左”，而是抵御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挑战的指示精神，以及政治局常委会议所确立的基调，自8月3日起，划分为六个小组（后合并为三个小组）展开会议讨论。讨论重点聚焦于批判彭德怀等人所持有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并将批判的视角从思想认识层面提升至路线斗争的高度。批判内容亦从最初的彭德怀个人信件，扩展至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进而进入揭露和批判“军事俱乐部”的新阶段。

鉴于“通气会”已明确基调，故在8月3日至6日的小组会讨论中，绝大多数发言内容几乎均充斥着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与谴责。

将领们亦不例外，以贺龙元帅为例。在8月3日的小组讨论会上，他的发言简短至几分钟，字数不过五百余字。

彭德怀、张闻天同志的问题实属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党中央政治局出现了问题，并非单一个体的失误，而是涉及两位同志的集体现象。

国家政府面临困境，副总理、部长以及副部长亦相继出现问题；尤为严重的是，我国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包括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亦陷入麻烦之中。

德怀同志所撰信件，在我看来，实则是一份反党纲领。他曾在多次关键时刻表现动摇，对毛泽东同志心怀不满，沦为错误路线的助纣为虐者。

此次，他急切地掏出那份反党纲领，其矛头直指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同志……

彭德怀同志在自我反省中，仅承认其旧军人背景，自诩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并认为自身问题在于对上不敬。他还表示，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不过是一名学生与师长之间的互动，自己不过是那位顽皮的学生罢了。他解释不好。

他也坦承自己秉持经验主义，然而，似乎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与理念尚未被充分挖掘与展现。

午后时分，贺龙与聂荣臻将彭德怀的办公室主任王焰及秘书郑文翰召集至一处，就彭德怀此次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要求二人协助彭德怀撰写检讨书，期望他能顺利度过此次难关。

据《贺龙传》一书的作者顾永忠在《贺龙与共和国元帅》一书中所述：

在小组会议中，朱德、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众元帅均发表了简短而富有针对性的表态。

然而，颇具意味的是，依据目前所公开的资料，无论是李锐当年的记录，亦或是后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当事人的亲身叙述，还是他们的传记记载中，均未觅得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的具体发言内容。这一现象使得我们难以精确了解他们对彭德怀的评价。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他们的言辞并非过分犀利，否则在李锐和彭德怀的自传中，必定会有所记载。

面对众人的指责，彭德怀除了进行必要的澄清，坚决不再多做辩解。他深知此次会议旨在将他抹黑，意图彻底消除他在党内军中的影响力，因此选择了“有求必应”的策略。

8月3日，他随即着手与秘书商讨撰写第三次检讨发言稿的具体事宜。

8月4日，于小组会议中，闻悉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对其发言所表达的同情之情，遂即插言道：

“我仍旧矢志于革命事业，即便遭受他人斗争，我亦能承受。只要不致被开除党籍或遭受杀身之祸，我便无惧。”

8月6日，他在小组会上再次进行自我反省，为了尽可能地与大家批评的节奏保持一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进行了不切实际的自我批评。虽然他“承认”7月14日的信件属于路线上的错误，但他坚称信件并非针对毛泽东同志的反动言论，只是无奈地表示，信中的内容“实际上是在向广大干部和数亿人民泼冷水，对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不当的批评”。

在这番自我反思中，他巧妙地驳斥了关于“野心勃勃”以及“野心家”的指责。

8月7日清晨，毛泽东与彭德怀进行了一次私密交谈，重申了他在常委会上所提出的批评意见。彭德怀回应道，基于此次会议所受到的批评，他已不打算继续从事军事工作。

此刻，毛泽东的思绪与在常委会上的言辞已有显著差异，他对彭德怀透露，近期他亦在深思熟虑此事宜。

毛泽东如此言说，彭德怀随即在当晚指示秘书代为草拟一份呈递中央的报告，内中恳请卸任国防部长一职，并请求取消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等相应职务。

8月10日，彭德怀对工作人员说：

“我早已有意不担任国防部长一职。此次得以卸任，我心怀喜悦。

黄克诚这位参谋长的离职，无疑对军队而言是一大遗憾，恐将导致部分工作进程受阻。

目前已陆续梳理出数项关键条令，倘若未来数年能够成功编纂战史与军史，那将更为完善。

8月11日至16日，彭德怀在全会上首次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自我反省，最终顺利通过了这一环节。

8月11日的午后，全会召开了一场大会，毛泽东在此发表了一篇被他称作“批判文章”的冗长演讲。

在发言之际，他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并就处理他们问题的原则性观点提出了明确建议，此举直接影响了全会最后几日的决策过程。

毛泽东提出了两个议题供与会者进行探讨：首先，关于彭德怀等人是否应调整职务的问题；其次，是否应当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

他言道：有同仁提议，尤其军队同仁的建议是明确的——今日必须解决此问题，若要召开会议，便应即刻发布通知。本人亦持此观点，赞同召开会议。

遵照毛泽东于8月11日所作的讲话，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会议日程进行了调整安排。据此，8月12日，全会决定休会一日，以便彭德怀同志及其他相关人员充分准备，对大会进行检讨与发言。

对于彭德怀而言，这份准备无疑是异常痛苦的。他曾对身边的人吐露心声：

“当前，若要我对高饶问题及其所涉军事俱乐部的错误进行详尽说明，这两个问题确实是我难以逾越的难关。”

8月13日的午后，一场全体大会隆重召开，彭德怀同志上台进行深刻检讨。周恩来主会。

彭德怀此次的发言，标志着他在会议上首次以书面形式完成了自我检讨。

在会议进程中，彭德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他对会议中提出的针对自己的批评意见，几乎全数予以接纳，并表示：

“在这一个月的会议中，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对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教育影响。这是我人生中首次受到如此耐心且真诚的教育与帮助，我衷心地对大家表示感激。”

随后，深入审视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起，他在历史进程中犯下的数次路线偏差，并剖析为何在历次事件中对毛泽东的理念未能充分理解、认同，或是在支持与执行层面显得力不从心。

经过对高岗关系的审查，重点审视了自抵达庐山以来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7月14日的信件实质上是对总路线、中央以及毛泽东同志的立场表示了反对。

他坦言：“我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将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满腔热忱，错误地解读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

将已纠正及正在纠正中的失误过度解读，宣称其为“左倾”倾向或“政治性错误”。

将九千万民众投身于大炼钢铁运动的深远意义，仅仅以“得失相抵”来形容，实显不妥。

更错误的是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

此类攻击是在内外部压力的双重夹击下发动的，从而大大提升了其潜在的破坏力。

若此类谬误得以扩散，源于资产阶级的立场并抵触无产阶级的事业，我实则沦为资产阶级党派中的代言人。

此次错误的严重性，更在于它并非我个人的偶然失误，而是一场精心策划、有组织的行为……

他指出，犯错的原因，除却政治思想的偏差偏向右倾之外，其中尤为关键的是掺杂了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民间偏见。此外，个人英雄主义和经验主义亦是导致失误的重要因素。错误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尚未得到彻底的改造，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亦未真正得以确立。

彭德怀坚定地表示：“我彻底摒弃了那封信中的立场与观点，毅然放下了对毛泽东同志的成见，回归党的立场，重塑自我，重新出发。我全心全意地拥护党中央的领导，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拥护总路线，立志成为党的忠实仆人，脚踏实地地为党的事业奉献。我愿意将余生全部奉献给党的事业，以无限的忠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最终，他郑重提出：“人民解放军乃党之坚强臂膀，若由我等这样的人执掌，实乃极大的隐患。我怀着无比诚挚的心情，恳切建议撤销我的国防部长及军委委员职务。我愿意无条件接受党所给予的任何处分，并请求党指派我至认为合适之岗位。”

8月14日的上午，各小组首先举行了会议，针对全会所提出的数份文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随后，自十点钟起，全体与会人员聚集一堂，展开了大会。会议由朱德同志亲自主持，黄克诚同志则负责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在会议中，自批判黄克诚起，直至对彭德怀的批评，这一上午的议程一直持续至午后一点。随着会议的落幕，主持者朱德仅简短地宣布了散会，并未多言。

8月16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圆满落幕，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从理论层面深刻剖析，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本次会议中，毛泽东提及了彭德怀元帅与其它两位元帅之间的紧密联系。

贺龙，毛泽东评价道：

昔日，彭德怀对贺龙亦存疑虑。甘泗淇前往华北局寻求指示，返程途中，五人联名致信于我，声称贺龙同志在政治上不可信赖，建议将其送往莫斯科深造。

这不是要让萧克接替职务吗？六军团和二军团各自形成不同的势力……

彭氏目光短浅，仅凭少数自己信赖之人以为可靠，此种思维模式实为资产阶级之流。即便你们一时功成名就，也难以长久维持；倘若高岗能够成功，同样难以持久。

次之，乃是林彪。毛泽东曾言：“他恐怕你对我产生不信任，所以林彪，你就先领转业费吧。”

鉴于会议已进入尾声，且彭德怀已决意公开承认“错误”，故当毛泽东发表此言时，彭德怀并未置一词。

在此次会议的议程中，彭德怀同志对中共中央新近发布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进行了最终的检讨，并公开阐述了其个人立场。

他表示：“我毫无保留地赞同并坚定支持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就我犯错所做出的决议。”他全盘接纳了决议中对自身错误进行的剖析与批判。

八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8月17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为时一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人事安排和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

会议决议：彭德怀同志的国防部部长及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予以撤销，林彪同志则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担任国防部部长一职。

重返京城之际，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在此会议上，彭德怀元帅理所当然地继续承受着批判，而另一位元帅朱德亦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

9月11日，朱德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他检讨的原因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

徐向前亦对此予以佐证。1986年11月30日，他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

在庐山会议召开之际，朱德同志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诚恳地陈述了民众的苦难，对于“大跃进”期间的部分举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却遭遇了不公的待遇。他始终将国家大局放在首位，从容应对，即便遭受了委屈，也绝不抱怨天命，不责怪他人。

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

我国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副主席则包括林彪、贺龙、聂荣臻等杰出领导人。中央军委常委阵容强大，成员有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等。军委的日常工作则由林彪同志负责主持。

就这样，庐山会议结束后，元帅中排名第二的彭德怀退出了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位居榜首的朱德因未能充分理解毛泽东的旨意，遂被剥夺了军委副主席的职位，仅被列为军委常委之一。

位居第三的林彪，因对毛泽东同志的全力拥护，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因而荣获国防部长及军委第一副主席的重任。

贺龙因与彭德怀在观点上存在分歧，客观上站在了毛泽东一边，终获委以重任，晋升为军委副主席，位居林彪之下。林彪不在北京期间，他肩负重任，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